张 弛/文
我这几年很少读小说（当然对文坛动态尤其是山西作家还是关注的），最近白内障术后却把韩石山先生的《绒仙》看了一遍。起因是他发在朋友圈的一句话：“《绒仙》这样的小说，褒扬固然不易，批评只怕更难”。他直接点出真理标准命题、围城隐喻、中西文化比较，“这三点就不是当下冬烘先生能批得了的”。其犀利、直率的文风，一如既往。不过，这倒引发了我的兴趣——这位被称为“文坛刀客”的老先生，写了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呀？
（一）
看《绒仙》第一章，“街上是女人的T台”，一个中年女性的胡思乱想，走在街头的“回头率”，研究性心理专业的德国留学博士，直到前四章读完，我都以为是一本世俗小说。从第五章开始，写到梁教授，言及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写到人物籍贯时，地名用字的不同；后面写到夏涑水，又出现杨家将的史实考证，我才明白，韩公通过一个文史研究会的故事，在写一部以山西文学界为背景的学术小说。
展开剩余84%他在自序中故弄玄虚：“书中所写全是虚构，若有与现实中人事冲撞的地方，绝不敢说我有如此之幸运，把假的写到乱真的地步，只敢说我的虚构能力还是不行。”此言如一把钥匙，旋开了这部小说深藏的机杼——表面是情爱纠葛的世俗画卷，内里却奔涌着学术争辩的暗河。这位“文坛刀客”，将学术的锋刃藏进小说的丝绒鞘中，开创了一种以叙事承载思辨的文体革命：用虚构人物谈真实学问，借风月笔墨析历史肌理。
我不知道此说是否恰当，姑且斗胆说一句：利用小说传播学术观点，是韩石山一大发明。
（二）
韩石山去年出版了《围城艺术谭》，他对《围城》的多年研究，在小说中化作一场场隐秘的对话。他自比“完成了钱钟书的未竟之业”，将钱氏未写的《百合心》中“一女对多男”的构想，移植到绒仙这位聪慧女学者的情爱历险中。当绒仙在《山河志》编辑部、文史研究会里与男人们机锋交战时，那些充满张力的论辩场景，分明是钱钟书式知识分子讽喻的转世重生。但韩石山走得更远——他让理论长出肉身，使思想在情欲中翻滚。
小说更深层的土壤，埋着山西的历史矿脉。韩石山曾在《边将》中深耕大同边塞史，在《民国文人风骨》中梳理过梁思成考察云冈石窟的足迹。这些学术积淀在《绒仙》里化作鎏金的背景。当绒仙随同文史会的学者们，漫步在大同高山堡，当老主编说出“来大同，可以不去云冈，不去上下华严寺，怎么也该看看高山城”，作者其实在引出那篇论文《杨家将史源探真》。
最辛辣的笔锋隐藏在对山西文坛的影射中。小说中文史研究会换届选举的章节，字里行间滚动着韩石山当年亲历的山西文联的选举风波。他借评委会某些人暗室操弄的描写，将地方文坛的权力腌臜曝晒于阳光之下。小说中刘局长那一句：“我心说政界够复杂的了，想不到文化界也一样”，活脱脱说出了当下文坛的荒诞和真实。
（三）
韩石山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老作家，他对小说结构、语言、人物塑造方面的造诣，无须我来评价。我只想说说“绒仙”这个人物形象。我一开始不明白，韩公怎么给女主角起了一个略显土气的名字？看进去才恍然，“绒仙”是合欢树的俗称，她正是韩石山智性美学的完美载体。这是一个在小说史上没有见过的女性形象。她可以陪老谋深算的文史会长吴悦台去歌厅唱《纤夫的爱》，在洗浴茶苑里与喜欢的何其愚主编调情；也可以在谢次陇副主编家里，当着其夫人的面，讨论《杨绛对围城的误读》。这个人物撕碎了才女与荡妇的二元标签——她写《钱钟书先生的笔下误》论文时的严谨，和与出轨丈夫的较量同样真实。绒仙的俗世欲望与学术追求恰是这种轻与重的共舞：她的调情是羽毛，她的学问是铅块，而生命正是在这飘落与沉降间获得张力。
韩石山的真正发明，在于将西方文体学家所推崇的“二元结构”本土化。他在30年前就认为，小说既有俗的一面，又有雅的一面。雅俗之分在于，同一作品，读者在接受过程中，既有感知层次，又有认知层次，即“浅层结构和深层结构”。米兰·昆德拉说过“我的野心是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一起。”
韓石山（右三）在北京参加陈歆耕《蔡京浮沉》作品分享会
《绒仙》如一架织机，将学术经纬与世俗纬线交织成锦。绒仙在与男人的角逐中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治好了自己的抑郁症，也凭借自己的聪慧，改变了很多人。韩石山也把钱钟书的机锋、昆德拉的哲思、三晋大地的烟云，都纺成一根闪着智性之光的绒线，系住了小说艺术的轻与重。
（四）
我不知道文学奖评委们将来怎样评价《绒仙》这部小说。但我有一个观点，韩石山在当代文坛的地位，被人为地贬低了。尽管他的《李健吾传》《徐志摩传》《民国文人风骨》等小说、传记，均有不同流俗之处，但“山药蛋派”遗传的乡土标签，与他的现代性探索形成撕裂：主流文坛视其为地方性作家，本土保守派又责难他背叛“赵树理传统”。
这倒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的狂狷，因为他的小气。谁让他在文学批评集《谁红跟谁急》里，把黄裳、王朔、王蒙、余秋雨、钱钟书、贾平凹、韩少功等当代文坛名流，批了一个遍。当一个人颠覆体系内的游戏规则，体系只能将其边缘化。
但是，在我看来，韩石山是当代文坛一个屈指可数的另类。
他不像许多同龄作家，是靠着一点知青经历和文学爱好，跌跌撞撞走入文坛的。他是经过成熟的准备，才开始从事创作的。作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生，韩石山将史学方法注入文学创作。在《徐志摩传》中首创“纪传体传记”：以“本传”为经线书写徐志摩生平，以“交游”为纬线编织40余位文化名流小传，形成立体网络式叙事。这种结构创新，既规避传统传记的臃肿，又还原历史语境，实则是将《史记》的史学智慧转化为现代叙事实验。
他的《围城艺术谭》，表面上是语法研究，实为小说创作方法论的重构。他摒弃传统的主谓宾体系，提出“名物-词位-笔法”新语法系统，从钱锺书的案例中，提炼出汉语节奏美学的创作密码。他借书中何其愚的嘴，说出：“好多大学者写到后来，都转向了对语法的关注。”当学界还在争论语法规范时，他已将语言学转化为小说家的武器库。
韩石山以小说承载学术考据的探索，有着深厚的史学基因。《绒仙》将艰深学术转化为小说肌理的能力，恰是其最大创新，却也成为主流评价体系中的盲区。他将学术论争转化为小说情节，用虚构人物演绎真实历史命题，如绒仙以学术话语调情的桥段，实为对知识权力关系的解构。
韩石山，山西临猗人。曾任中共清徐县委副书记，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山西文学》主编
韩石山以《绒仙》证明：学术与小说的融合，不是噱头而是方法论。当文学愈发陷入内卷，他的跨界实验恰是破局之钥。在轻逸的叙事中承载重大学术命题，在笑谑的表层下埋藏严肃批判。
韩石山的真正困境，在于他超前于时代的知识结构：当文坛还在划分“学者/作家”的楚河汉界时，他已将历史考据、语言革命、文坛批判熔铸为“学术小说”新范式。这种颠覆性创新，恰如米兰·昆德拉所言：“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，它要求每部作品破解存在的一个未知数。” 未来文学史重估这段公案，或会发现：那些曾被贬抑的，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。
最后写一个缺点，本书的章目只有排序编号，没有小标题，让我写此文时，翻查起来有点费劲。我建议在重印时，请韩公弥补这个疏忽。我相信有些读者和我一样，阅读中经常会翻查一下前面看过的细节。
来源：《山西文学》2025年第9期，原题为《举重若轻的学术小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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